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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2020年没几天了，又到了人们做年终总结的时候。
回望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人类历史上可能传播范围最广的病毒之一新冠病毒成功地肆虐全球，让本就出现疲敝的全球贸易雪上加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美国不思压制国内疫情肆虐，反而掀起舆论战和外交战，在中国外部世界举起“新冷战”旗帜，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面前“群体性失声”，为了缓解尴尬以及社会矛盾迅速在美国的旗帜下集结。
在科技领域，美国对华为用出了终极大招——“无限追溯机制”，并且加大对中国先进科技企业的制裁，同时提出“清洁网络战略”，将中国优秀的互联网企业也拉入制裁范围。与此同时，英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积极配合美国，对中国企业发起了不计自身损失、毫无底线可言的制裁行动。
军事方面，美利坚构建起新的围困中国战略，直接结果就是印度在边境地区的频频挑衅，以及美军在东海南海的各种骚扰，还有日本的蠢蠢欲动……
用一句古诗形容我们的外部压力的话，那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但是为什么我们外部压力如此之大，最后依然很平稳地度过了这一年呢？答案在于，我们拥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内部，而且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内部——这是我们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备受忌惮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的内部并非一成不变，在外部巨大的压力下，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一个非常要命的战略性缺陷，与此同时，拜所有“兵临城下”的对手所赐，我们内部对这一战略缺陷做出了迅速的应对，应对之一就是本文所要说的重点——脱“资本”向“科技”。
这个战术性的应对有一明一暗两件标志性事件作为注脚，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许多年度事件里找到整体战略调整的影子。
所谓明者，就是蚂蚁金服被终止IPO，马云从舆论中消失；所谓暗者，就是华为建立芯片工厂，任正非持续推动华为的前进，发起“脱美自立”的科技创新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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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在过去二十年里的发展路径，以及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因路径依赖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六个字——“强刺激、弱干预”。强刺激就是大力扩建水池，以外贸拉动工业制造业，用城镇化来推动房地产开发和大消费，以房地产开发和基建拉动内需，再通过内需推动制造业和商业发展……环环相扣。这里边弱干预就是对出现的过线行为采取的是“观望为主、纠偏为辅”的做法，也就是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容错度很高，这一点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经济的野蛮生长，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行业和某些企业向错误方向上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路线效果不错，至少数据很好看，中国因此保持了一段高速增长期。而且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家以这种路线为主导，是因为此前中国经济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在改革开放进入到上世纪末期时，计划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巨大弊端已经显露无疑，整个经济体严重缺乏活力，民营企业深陷制度壁垒举步维艰，而众多国营企业也因为在观念上没办法摆脱老思路而走向衰落，所以这个时候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对症下药，治些小病小症，而是要救命。为了救命，就顾不得会不会有后遗症，先救活最重要——于是市场经济完全放开。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了腾飞，不过在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才真正拥有了“一对翅膀”——外贸和内需，“世界工厂”蔚然成型。
在“强刺激、弱干预”的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行业有哪些呢？房地产业肯定有，互联网产业（包含电子商务）必须有，制造业跑不掉……但我认为起到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行业，是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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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跟国外自由市场经济有所差别的体系，这并不是说存在严重的竞争公平性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竞争都做不到绝对公平，而是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加紧密。这就造成中国市场经济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政策在市场经济走向中权重比较大。股民们喜欢将我们这种市场称之为“政策市”，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跟西方经济有一个本质区别：我们是公有制经济，他们是私有制经济。在我们的市场中存在着大量国有企业，它们是公有制经济，这一类企业的存在既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同时也需要兼顾它在社会民生方面的价值——因为公有制经济从根本来说是为国家财政赚钱。我们的种种宏观调控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平衡社会民生和自由市场之间存在的偏差，既能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给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也不能让私有制经济毁掉公有制经济的根基，甚至影响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所谓的政策，可以理解为公有制经济形式与私有制经济形式能够融洽共存的粘合剂——所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全球独一份，越南学不到精髓，西方国家则没有这种基础。
美联储
政策的最有力支持就是金融，金融这个工具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这种独特的经济制度能够落地。当然，但凡有些远见的大国都不会将金融工具交给资本方，所以希特勒才会想方设法对犹太金融家赶尽杀绝，因为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金融命脉就掌握在犹太银行家手中，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美联储才会在美国如此重要。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房地产行业的大发展在于国家颁布“四万亿计划”，国家城市群的规划、国家级开发区规划、国家中心城市规划等等，所有规划背后，都有着银行机构持币支撑，助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下场落实。
当然，金融行业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红利，但是相比其他行业而言，金融行业跟国家财政联系密切，对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在资源上金融行业也更加倾向于大基建及贫困地区建设方面，这是社会资本完全不会涉足的领域。
时间来到近十年，移动互联网的骤然崛起对中国经济版图的改变有目共睹，互联网行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激化了此前存在于“强刺激、弱干预”背景下的危机——金融优势“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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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体现出金融优势“资本化”的其实是某些国企。鉴于在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先天存在的良好关系，在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年，国企相比民营企业拥有更大的融资借贷优势，这种优势让国企率先开启了多样化经营，就是将从银行贷来的钱进行投资，投资的主要方向是房地产和政策指向性比较强的领域，不过国企由于自身性质为公有制，所以它的“资本化”后果无论好坏，都属于“果子烂在自家地里”，坏影响有，但基本可控。
之后出现比较严重的就是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金融优势“资本化”问题。在内需这块，房地产比基建充当了更直接的冲击和拉升作用，房地产行业也可以说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超前消费”板块。在城镇化作为重要的阶段性国策推进过程中，房地产率先获得金融优势，不仅仅是贷款融资容易，还可以使用杠杆工具用小成本撬动大资金，与此同时因为这种金融优势，其在股票市场的募资也更轻松。所以房地产不仅仅趁着城镇化的加速推动而能够不断涨价卖许多的房子，它还可以通过金融优势获得许多超出自身发展能力以及扩张需求的资金，那么它要这么多的资金做什么呢？
四个字回答：资本运作。
简单来说就是将钱投到大量衍生领域去，这个大家可以参考王健林发家史，万达如同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的秘诀就在于其善于利用金融优势。而如万科、绿地、融创、碧桂园等所谓的传统房企实际上一点也不传统，这些房企在早期还都老老实实盖房卖房，但在金融优势的刺激下，这些房企也全都如同脱缰野马，开始无序扩张。比如说融创向互联网领域渗透，控股乐视；比如说碧桂园的高周转，本质就像在做一个短周期理财产品……房地产行业走到近五年，已经完全违背了当初国家支持房地产发展的初衷——既激活消费，又让民众在实现城镇化的同时提升城市生活体验。
房地产企业在今天基本已经完全资本化，它考虑的不再是如何盖好房子，如何让人们住上房子，它考虑的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将房子预售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又能从银行弄来多少钱干别的，至于谁来建造谁来住以及有没有人住——收钱之后已经不再重要。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回望十二年前的次贷危机，甚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房地产行业“金融化”都是灾难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中国，金融优势“资本化”实际上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房地产行业通过金融优势获得大量社会资源，反过来绑架金融与国民经济，在透支未来发展空间的同时还贪得无厌——万达老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低调了很多。
房地产“资本”的嚣张让国家坚定不移地推出了“房住不炒”这一重要决定。
我认为未来十年，房地产行业的金融优势将逐渐丧失殆尽，除非出生率回转、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显著，且房地产体量在整个经济体中下降到安全位置。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房地产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恶劣影响其实刚刚露了一个头，即便按了急刹车，我们仍未摆脱“高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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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金融优势“资本化”最严重的领域——互联网领域。
可能有人要发出疑问了，互联网科技公司在发展早期基本都得不到国家金融行业的支持，融资贷款都比较难，很多互联网科技企业也都是跑美国或者香港上市，为什么说它们也具有金融优势？实际上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其他行业，金融优势说的都是资金的走势，这是因为房地产行业属于实体经济，对房地产行业来说，金融优势意味着扩张优势，但对于互联网领域来说正好相反，它是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而言，扩张优势就意味着金融优势。
互联网领域的扩张优势建立在大消费和基建的基础上，网络、消费人群、物流……这些基础性的东西都已经完善，可以不夸张地说，互联网领域的发展是建立在中国对社会民生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之上。
当时的银行也并非不直接将资金投给互联网企业，而是因为互联网企业存在很大的波动性，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而言，稳定胜于一切，毕竟银行不仅仅要担负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更大的作用在于充当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它需要全局性地看待各行各业的发展。可以这么说，银行对于房地产、大消费、工业制造、基建等领域的投资，为电子商务、物流、O2O……等互联网细分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提供了最好的生长“土壤”。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企业不能留在国内上市，让中国人享受中国企业的发展红利？实际上这就相当于现代人问乾隆帝为什么不买个手机玩玩——因为时代背景不同。
在互联网企业最早开始井喷时可以上溯至千禧年开头，三大门户网站如日中天的时代。当时中国股市还很不成熟，互联网行业在那时候甚至还不能称之为一个行业，相关的金融机构并不会为了这么个有待观察的领域做什么迎合，毕竟当时中国经济最大的任务还是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
而到了移动互联网发展早期，BAT要么美国上市，要么香港上市，这个时候“同股不同权”等问题开始出现，当时中国金融行业的主要目光也并不在互联网企业身上，而是房地产、基建、贸易、制造业等领域；另一方面，中国股市当时对外资比较严苛，所以这些互联网企业如果在内地上市，很难获得与其扩张优势相匹配的金融优势。所以不管是从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企业本身，对于在国内上市都表现得兴趣缺缺——虽然表面上表现得像是没缘分一样。
不可否认，这是中国股市的一大损失，但对于整个金融行业来说，这也是历史必然，即便知道后来互联网行业这么火热，想必重来一遍的话还是不会给它们开绿灯。
等金融行业对房地产、基建等建立起了有效且省心的金融保障系统后，尤其是同时也获得巨大的发展红利之后，再去看互联网领域才发现，这个行业已经蔚然成型。
互联网领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用一个成语来说就是——无远弗届。换句话说，互联网可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几乎每一个经济领域，产生应用，并因此盈利。用行话讲就是扩张空间大，并且规模效应强——请记住这句话。
我们现在遍观世界上的互联网巨头就会发现，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其实已经蜕变成为了资本型公司，而非互联网科技公司，这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否以自主创新驱动企业的成长。现在我们可以去看看它们近十年的成长，谷歌和脸书几乎都依靠收购优质项目及规模效应来推动企业成长，简单来说就是自己不做创新，买一些自认为很有商业前景的项目进行加速孵化，并利用自己的用户数据进行迅速推广。
有人可能问了，这有什么不对吗？
当然不对，每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的成长都有自己的路径，这种路径往往会蜕变成为企业文化——这才是一家企业最为核心的东西，如果收购外边的优质项目，那么这个项目进入新的文化体系中就必然会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往往会转移其创新方向，让它的创新跟新公司的盈利方向高度趋同——这就类似于一个家禽公司把一只可能长成天鹅的丑小鸭驯化为呆头鹅，然后吃肉。
更严重的是，资本化的互联网企业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市场资金的走向，从而影响到一些行业的发展。
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发展水平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同时也就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空间和沃土，在这种前提下诞生BAT以及为数众多的独角兽企业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过去的十年间，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中国互联网行业迎来了井喷式发展，国家甚至将“互联网+”列为中国经济的新路线，这种趋势推动着金融行业主动向互联网企业靠拢。
互联网企业因而获得巨大的金融优势——它比其他行业更容易汇聚社会财富，同时也能够更快地推着雪球滚起来。这既得益于互联网可以随意跟其他行业链接的特性，也得益于它自身获得了远超房地产企业的金融优势——金融机构和资本力量都乐于向这些新兴互联网产业投钱。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从房地产行业流出来的钱，大部分流向了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则几乎一年一个新概念，每个新概念都引发一场资本大战，从最早的社交软件大战，到电子商务大战，到网约车大战，到共享单车大战，到O2O大战……每一次互联网细分领域的风口出现，到最后慢慢变成“不是创新者获胜，而是资本雄厚者获胜”。
但我们收获了什么呢？
电商大战对于社会还有较为积极的意义，但其他互联网领域的所谓“变革”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并没有凭空地创造财富，或者创造某个行业，它们只是让原来的出租车司机送起了外卖，或者让人们从走一公里变成了汽车骑行一公里……
资本的走向影响着整个社会资源的倾斜方向，就在互联网巨头们化身为资本力量四处下注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却依然在中低端徘徊，因为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是有限的，它们趋向于互联网，就会造成制造业的“贫血”。
在这个时候，互联网巨头们已经变成怪兽，手伸向了众多领域，它们会织下巨网，一旦有什么新奇的项目或者概念，它们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力量打过去，要么“纳米级致敬”，要么天价购买，目的只有一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一切全都服务于商业化，一切以盈利为最终指向。
所以当互联网巨头只剩下一个互联网外套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警惕它们，因为它们的内核是资本，资本的唯一属性就是逐利。
但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就像环境保护一样，它违背资本的逐利本性，因为它们需要先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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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蚂蚁金服被暂停上市，以及最近互联网巨头抢滩社区团购被人民日报“温和规劝”，其实都是在说一件事：既然我们把科技创新摆在了发展经济的核心位置，那么那些贪得无厌的资本游戏就请歇一歇吧。
互联网巨头们应该摆正位置，不能光享受着特色市场经济的福利，还不想承担维护这种市场经济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互联网巨头们更应该做的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能再干把企业利益或者说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事儿。
我们需要看到国家的决心，从之前的“房住不炒”——为金融从房地产退出提供“条件”，到后边科创板上市，再到十四五规划，再到互联网反垄断法律的完善，以及最近政治局会议上的明确表态，这已经很明显地表达出一个意思——科技创新将是未来的基本国策，是经济发展的新发动机。
还有一点需要明白，国家并不会打击资本力量，但不再允许资本毫无节制地向着传统商业模式搞破坏，更不会允许资本力量进入金融行业的主干，染指金融工具。相对而言，国家更鼓励资本力量向科技领域和制造业领域倾斜，当然，更希望这些互联网巨头们能够收敛资本行为，将钱投入到自身的产品研发和科技创新中去，金融机构甚至会提供帮助。
这就叫大势所趋。
这一次真的希望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大佬们能够好好想想，想想把重心放在业务创新和海外拓展上的张一鸣，想想坚持研发、居安思危的任正非，想想不做重复创新、将目光放在星辰大海的马斯克，想想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初心是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还是让自己腰包更鼓、让社会里的弱者失去生存机会？想想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该如何致力于让整个社会更美好。
最后，衷心希望中国科技崛起，同时让老百姓真正获益于经济增长，让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得到改善。
愿“国富民强”成为一句实打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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